在我今天的记忆中,爸爸似乎从来不讲昨天,不想明天,只是过着今天。我对爸爸过去的了解,是从

的
中,以及爸爸偶尔无意中露出的
风里得来的。爸爸是1919年贵州省公派的赴
留学生。那时,北洋政府统治有些疲
,各省都
于军阀的管理下,有点地方自治的味。当时,就有“黔
治黔”的
号和主张。贵州省于1918年和1919年,先后派出了两批赴
留学生,每批十
。前一批是学社会科学的,后一批是学自然科学的。爸爸赴
时,正值五四运动。在
本的贵州会馆,著名的共产
王若飞还带着他,向
内寄传单。可惜,那场运动很快就转入低
了,否则,爸爸走的可能是另一条路了。我听

说起这事,又找爸爸印证。爸爸说:那是真的。我就责备他:为什么不和王若飞一起干下去呢?爸爸说:“那以后,就到学校去了,就离开会馆了,就与王若飞断了联系了。还有就是有科学救
的思想之类的。”一旁的

说:“那样的话,就不会有你这小兔崽子了!”我当时是挺矛盾的。这多一个革命家,就少了个我?这两难选择,只能由别
去选,我是不能参与的。爸爸学的是工科,采矿专业。在
本的九洲读大学的。学
后,便回
了。据说,他的
绩很好,老师极力地挽留他,并为他推荐工作。这在老师方面是难得的,因为老师是极少为学生这样做的。但是,爸爸回绝了老师的极力挽留,回
了。对此,晚年的爸爸,在我的一再追问下,是这样回答的:我是公费生。
家出钱,派我出去读书,就是要我学
了,报效祖
。我怎么能留在
本不回来呢?
,一言一行,都要
对得起天,下对得起地,中间对得起自己的良心!爸爸回
以后,一直在矿山工作,足迹遍及大江南北。解放前,他几乎每两年就换个地方。因为,资本家都要用自己的
,而矿山换主的事,发生的频率也太快了。解放后,他的工作才稳定,只在江苏和贵州两省。矿山大多是偏僻的,而爸爸又是搞技术的,就常常要到生产第一线。我家安置在矿山的中心区,因此,他常常是一个星期回一趟家。
回到了家,也是一
扎进他的房间。或是忙他手
未尽的工作,或是端张报纸,一字不漏地看
半天。要不,就是两掌手指
叉地平放在腹部,直挺挺地躺在
,闭目养神。总之,那扇掩着的门,将我们这些儿子隔在了另一个天地。我
弟七个。老大是
,下面的全是
的。我们之间的年龄都相差四岁左右,我排老六。我出生在江苏。九岁时,随爸爸到了贵州。
面三个哥
,很小就离家了,参军的参军,读书的读书,都在外地工作了。四哥在省城读高中。家里就我们三个小兄弟。那时的我们,正是玩心十足的年龄。脚丫子只管往外面跑,不到吃饭时间就不露面。吃饭时,还记挂着玩,三扒两划地就算完事了。等到把自己份内的事做完,
又像小鸟似的飞出去了。不到眼皮子打架,就不知道回家。就这样,爸爸和我们是来往匆匆的过客。一个照面,
还没认清,就一闪而过了。爸爸从来就没过问过我们这些孩子的一切。包括我们的
体,我们的学习,我们的生活……真的没有!我们的
体很
,学习很优,生活很美。
是那么精明强干,我们是那么听话争
。我们家是标准的女主内、
主外的家庭。其实,爸爸的“主外”,仅仅是干活挣钱养家。
是家庭
女,是家里的主心骨。她把家里的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,为什么事都形
了一种定式。饭前,五哥端饭菜,我盛饭,弟弟摆碗筷。饭后,五哥洗碗,我扫地,弟弟抹桌子。
一只
,
归爸爸和弟弟,翅膀归五哥,
脯归我。就连
内脏都分配好了:
肫归五哥,
肝归弟弟。我呢?公
“卵”,
“蛋”。有
说,小孩子不能吃这没见天的蛋。
才不管咧,照分不误。我呢,照吃不误。我想,没准是这“蛋”好吃,大
才不让小孩子吃的咧!若是阉
或无“蛋”的
,那就是一个小小的
心,加一串长长的
肠。
,
爪归
。这是规矩,我们都自觉遵守。活,不会干错;筷子
,不会夹错。只有在
员不齐的时候,才会有一点点变化。而这种
况是极少发生的。至于,外面的家务事。

实行的是量力分配原则。煤,我和五哥抬;粮,扛是五哥,提是我。再有那到三里外的豆腐房卖豆腐,凌晨四点到
铺排队买
,就由五哥和我轮流去做。在

的英明领导下,我们各司其职,各负其责,就这么极有次序地过着
子。爸爸在家里,绝对过的是“衣来伸手,饭来张
”的生活。我就没见过他抹过一次桌子,扫过一次地。当然,也没他参与家庭事务的记忆。

的能干,显出了她的
存在;而爸爸的“不存在”,就归咎于他在家里的无所事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