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1年夏天，都市大沟显得特别肮脏杂。东西六七里长的沟渠两岸，像两条花蛇，蜿延曲折，千疮百孔，矗立着几百家茅屋草舍。

    　　这些茅屋草舍，大都是在地楔几根木桩，四周围竹篾笆，抹一层泥巴。面则架些竹竿木，铺茅草、谷草苫顶，就了草屋。透过竹墙剥落的泥片，能看到大沟的全景。

    　　这条沟有十几丈宽，临街的沟里横跨着三道木桥，这里是有名的"贫民窟"。岸两边都是潘保长租赁的草房，里面住着说书的、卖艺的、挑葱的、卖蒜的、盖房的、拉车的，三教九流，都姓一个"穷"字。

    　　大沟是一道排污的臭沟，桥下的黑污流着泡沫，薰得眼花晕。堤岸两旁垃圾遍，粪尿遍地，到是长尾巴蛆、屎克郎儿，满天飞着长脚坟子、绿苍蝇。

    　　就在这穷苦年月，混沌世界，一个女孩呱呱坠地了。

    　　瘦弱的亲揉着干瘪的奶，看着躺在一旁哇哇待哺的女儿，长叹一声，给这可怜的女婴取名小，这就是我。这以后的十八年，我饱尝了灭绝、摧残的折磨。

    　　我的老家是四川安岳县黄角村。一家穷得揭不开锅，爷爷和伯伯为寻门路搞起小本生计，在都市后宰门卖豆腐。那时父新婚不久，在家务农。1930年，家乡闹灾荒，父亲挑着担子，亲抱着一岁多的哥哥安娃子，逃荒来到都，租赁了大沟的一间草房。凭着一力，给家拉力车。亲在家靠给洗衣服、缝补过子，们把这活做"缝穷"。

    　　我打六七岁记事起，就是靠土里刨食吃饭。哥哥背着背兜，手里拿着铁签子，在街捡菜叶子，回来洗净后煮菜粥。我光着背个背兜，在垃圾堆拣碎纸烂铁，到收购店卖几个零花钱，那几个小钱是我的命根子啊!拿回家去时，手心都攥得出了汗儿。那些年，我就不知道糖是酸是甜，蛋是圆是扁，只知道一文的小仔钱，两文的铜板钱。

    　　逢年过节，父亲咬咬牙，花十个铜子从饭店里买一桶杂烩。这是客们吃剩下的饭菜和霉烂的食物，饭店把它们一古脑扫进桶里，贱价理，又酸又臭又辣，跟喂猪的泔差不多。俺一家四，只有一个破碗，四轮换着，狼吞虎咽地改善一顿。

    　　我们住的草房里，只有半张破席，全家合盖一个被子，实际是一个没有里表的破套子。都天暖和，、夏、秋还好过，到了冬天，草屋四面透风，一家都冻得受不了。我们每一个被角，睡到半，只觉彻骨的寒冷，便往自己拉被套，结果，套子越扯越破，谁也睡不好觉，只好相互拥抱而眠。我和亲睡在一，有时我睡得糊糊，只觉套子被扯走半边，亲露着半截子，把我紧紧搂在怀里。

    　　亲是个柔贤惠的女。我七岁那年，她二十七八岁，黑黑的发，鹅蛋脸盘，白净面皮，欢眉大眼的。别看长得俊秀，却能吃苦耐劳，她白天洗涮，晚"缝穷"(为缝补)，从没过一声苦，家庭的负担，儿女的吃累，使她年轻轻就落下一女病。

    　　福不双降，祸不单行。父亲整天为生活拼命奔，发愁作难，不知怎么学会了大烟。拉一天洋车经常连一个钱也剩不下。大烟有穷、富，父亲当然是穷啦!没有烟，他用纸卷个筒筒，拿烟答烫着烟膏。挣来的钱还不够他买烟。他烟瘾一来，馋得流鼻子、打哈欠，脾变得粗古怪，倒经常伸手向亲要钱，不给钱就打亲。后来，他包了陈家公馆的私用车，吃住在那里，就更不管这个家了。